好女孩攒私房

飞苹果：新乌托邦主义的灰小伙

文/西瓜  人物摄影/丁咚  作品图片/飞苹果

十年前飞苹果来到上海，结交了一群当时的当代艺术家，如今这位德国小伙在苏州河边翻新的仓库里经营着一个叫“飞来飞去”的多媒体工作室。几个月前在上海当代艺术馆一个叫做《遥·控》的展览中，得以见到飞苹果的两个既不遥也不控的作品。我们便趁机打着采访的幌子，去他的工作室晃了一圈，而彼时的飞苹果正与杨振中飞着手上的乒乓球。

不确定、聪明和充满游戏性是飞苹果很容易给人带来的感觉，而他作品中对话感总是让人感到一种平易近人。在5月的上海国际科学与艺术展中，飞苹果的作品是一套能唱会演的多媒体京剧脸谱，观展者可以通过触摸屏幕画出脸谱，而后一段真人比例的表演随即在眼前开演；在《遥·控》展中一台苹果状的转转车成为展览期间体验率最高的作品：一个环形投影幕，一个被包裹在各种娱乐化影象中的旋转座椅，一个只要你不按“我同意”的红色按纽就可以无限旋转下去的装置——洗脑是一种乐趣；而几年前的一个“快递展”中，二十几位艺术家通过一名快递员向观众上门展示作品，当轮到飞苹果的作品时，快递员说：“飞苹果的作品你一会就能看到”，而直到快递员离开后你才能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发现一只被遗落的拖鞋，鞋上还写着一行字“灰小伙的水晶鞋”。

说起来就像玩儿一样，但是藏在好玩儿背后的认真劲，是需要停下来想一想的。

理想主义者是带来了灾难还是美好？

飞苹果把他的作品分为两个系列，一个被命名为新乌托邦主义，另一个叫做行为学研究。看起来一个高蹈于精神，一个落脚于生活。

飞苹果说：“每一个有点聪明又有点想法的人，总是不得不承认生活里多数的乌托邦是不能实现的，但是他们充满了追求乌托邦的热情，那是因为他们明白生存需要乌托邦。”听起来这像是一句包上了乐观糖衣的悲观论调。然而在游戏的乐趣中潜藏着危险，在美好和谐的表面存在着巨大的缺失与障碍，从来就是那样真实。

在“洗脑是一种乐趣（entertainment）”的装置中，观众会因为单独处于不停旋转的影象通道而被催眠，新奇感逐渐转为麻木甚至成为轻微的恐惧。事实上我们所身处的娱乐年代也是一种洗脑，“但最终还是得乐观地来面对这些”，飞苹果说。

在飞苹果2005年的影象作品“You hear-I see”中，创造了一种能够令聋哑人和盲人相互交流的舞蹈。经过反复的排练，两位演员最终能够顺利地感受一场展览。当舞蹈成为一种沟通方式之后，聋哑人和盲人优雅地跨越彼此沟通障碍。而飞苹果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个作品，是因为他回顾了早年初到中国的生疏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一直是最难的事。

飞苹果曾经制造过一种扑克牌，每副上印着54位20世纪以来的大理想主义者，其中包括拉登、卓别林、维特根斯坦……对这些人物他不带任何臧否，却在每张牌面上写下了他们各自的追求与失败。或许也正是那些形式各异的失败，让这个世界的乌托邦主义者们更加鲜活。

下一秒的行为研究

在《遥·控》展中的另一个作品是“下一秒”，13个情节具体的录象被循环播放，每当一对男女之间的冲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都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可能，而导致这两种截然不同状况的起因也许只是一个偶发的动作，在不由自主的冲动之后，你并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显然飞苹果并不是要在作品中呈现世事无常，但是在对人们不确定行为的探究中却隐藏着另一种真实——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但在很多时候却并不能十分把握住自己的想法，而作品中所表现的那些偶发状态也是一个让观众去认识自己的契机。就好象在1999年的一场“超市”展中，飞苹果将一个上海女孩子的房间搬入展览。这个作品是一种不计后果的实验产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探究在非正常概念下一段完美关系存在的可能性。

和大多数艺术家一样，飞苹果对于生活中更为粗砺的那一面现实似乎更为关注。他的影像作品《Workers》极其细腻地记录了拆房子的建筑工人、殡葬工人、专职做人流的大夫和屠宰场工人的工作过程。殡葬工人一直都不敢告诉女朋友自己的真实工作，因为那很不吉利，而在飞苹果看来他却是陪人们走过最后一段路的英雄。“拆毁些什么，有没有可能是个好事情？”在工作室装修时，飞苹果曾亲手往墙上砸出个洞，这时窗外射进了另一种光，他也便萌生了做《Workers》的念头。

生活在上海

飞苹果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97年来到上海，一年半后带着著名的化妆师杨青青离开，回法国5年后又回到上海。对于这个城市他一开始并不喜欢，但是现在越来越喜欢。喜欢的原因稍有些奇特：因为上海正处于一个“规划灾难”的年代，整个城市无计划的重建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废墟，这是在任何一个欧洲城市都看不到的景象。

接下来他会一直生活在上海，继续关注芜杂城市生活中的多重可能性，十年前他刚来中国时，曾做了一个采访：“你是谁？想做什么？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今天当他面对这个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

“我是一个新乌托邦主义者；我想让自己更多的作品计划实现，但是并不是很喜欢展览和展览以后的事；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是当年女儿出生的时候。”